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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中国!帝国主义停止干预!

香港: 向反革命狂飙说不!

剥夺地产金融霸权

以下译自英语《工人先锋报》(Workers Vanguard)第1160号(2019年9月6日)。


【9月2日】过去三个月,反共暴徒已经横扫香港。他们到处设置路障和捣毁公共交通设施,殴打敌对人士和中国内地人,并向警察投砸砖头和燃烧弹。示威者到处举起写着“特朗普总统:请解放香港”的标语,更高唱美国国歌,挥动美国国旗。反中示威者曾进入立法会大楼里打砸,并挂上英国国旗,请求香港的前宗主国再次莅临。示威者为了结束中国对它的资本主义飞地香港的统治,正在公开呼唤着帝国主义介入。

美国国务院、英国和加拿大外交部已经多次表达对这場反革命示威的支持。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议员长南希·佩洛西连同一众共和党党员鼓吹美国介入和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制裁。美国统治阶级资助示威者,并为他们提供资金、策略和组织上的建议。这都是美国试图推翻中国1949年革命的其中一环,目的就是将中国重新置在资本的奴役下,而自己则赚个盆满钵满。

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工人国家。然而,从建国开始,这个工人国家被一个寄生性的官僚阶层统治着,并在政治上压制着工人阶级。通过农民游击战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一直遵从着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教条和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共政权一直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国际主义。尽管官僚管理失当和贪污腐败,资本主义在中国被打败着实带来了历史性的社会进步。四十多年来的“市场改革”即使引来庞大外资和使得个人资本家在内地兴起,北京依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而当中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则属于国有。

在今天的香港,我们在军事上支持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部队(包括香港警察)对本次反共动员的打击。这是因为我们无条件军事捍卫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自卫。我们这样的捍卫绝不等于在政治上支持中共官僚。事实是,以“一国两制”继续支撑着香港资本主义的中共官僚要为本次危机负上重大的责任。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的职责之一,是让工人阶级意识到创造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任务。故此,我们的前瞻是动员香港和内地工人制止现在那些反革命分子。

九七香港回归,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庆祝英帝撤出香港殖民地。同时,我们指出中共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承诺,其实是一把指着中国工人国家的利剑(见“British Colonialist Rulers Leave, Finally—Beijing Stalinists Embrace Hong Kong Financiers” [英国殖民统治者终于离开了—北京斯大林主义者则拥抱香港财阀],工人先锋报第671号,1997年7月11日)。邓小平在1984年明确向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保证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将不变。自1997年起,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特别行政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府每项决定性的领域都受北京控制,而驻港解放军力量则确保着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香港《基本法》,而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员亦由中央委任。法官们则由获中央认可的行政长官任命。中共有意识地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在这里,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政党、报纸和媒体。北京对港政策使当地成为滋生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谍战的温床。中共拥护香港资产阶级利益,容许他们剥削和压榨香港工人,本身就是对香港和内地工人的背叛。我们则要求:剥夺地产金融霸权!

在香港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是与反对贪污和不平等的内地工人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的。中国斯大林官僚阶层是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向工人国家输送的中介,也制造了内地上述的社会矛盾。我们需要的,是扫除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工人政治革命,并以工农兵苏维埃取代之。这个新的政权,将会立足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纲领,为结束贫穷的世界社会主义秩序而奋斗。

帝国主义的阴谋

谁出钱谁说了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为这些示威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美元。“受益人”包括香港人权监察、泛民政党以及与反共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挂钩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这些团体是目前组织示威的“人间民权阵线”的主要构成部分。西方媒体吹捧的黄之锋也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关系。

Grayzone记者丹·科恩8月17日撰文指出,黎智英是香港反中运动的主要推手和赞助商之一。黎智英如澳洲媒体大亨梅铎一样,靠贩卖丑闻、明星八卦和反共反中的垃圾致富。黎智英旗下的壹传媒集团以内地孕妇来港产子为炒作题材,不断将内地人塑造为侵占香港资源的
“蝗虫”。黎智英七月份到美国会见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并请求美国继续帮忙“抵抗”北京。黎智英及后表示:“如美国的反中立场一样,我们在香港也为此而斗争。我们在敌阵帮美国打仗。”(CNN,8月28日)。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多管齐下地在中国策动资本主义反革命。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资助和鼓动类似香港示威的反动群众运动。华府也在利用经济手段让中国屈服,比如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获民主党全力支持、意在阻扰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税战。(见“U.S. Imperialists Ramp Up Trade/Tech War” [美帝加速贸易/科技战],工人先锋报第1157号,6月21日)。同时,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压,定期在中国沿海区域举行军事演习,在南中国海上空驾驶轰炸机,在台湾海峡频繁开着战舰。这一切举动都是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围堵中国的手段之一。

美国国务院最近通过了对台售武的安排,当中包括总值22亿美元的坦克和导弹以及总值80亿美元的先进战机。从中国1949年革命,国内资产阶级逃离内地赴台,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美国一直视台湾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就是未来战争中的前线基地。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支持台湾和中国的革命重新统一,也就是在台湾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及反对中共官僚阶层的工人政治革命。

作为世界第一帝国主义国家内活动的革命者,美国斯巴达克同盟专注于铸造一个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带领多种族的美国工人阶级建立工人政府,剥夺资产阶级剥削者。这个展望的核心部分,就是争取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反对美国统治阶级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各种阴谋诡计。不捍卫已获得的成果,工人就不能赢取新天地!

“一国两制”威胁着中国革命成果

当前反中示威的源起要追溯到五六月。示威组织者动员民众反对当时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的引渡条例,声称条例通过会损害香港的自治。这条例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已在六月被搁置的引渡条例,只会使港府与任何一个没有与香港签订引渡协议的国家设定类似的协议,当中包括了中国。条例将中国视为外国,完全符合了中共在香港维持一个特别资本主义行政区的政策。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反对中共维持香港资本主义,所以不会为北京官僚阶层提供任何关于如何治理香港资本主义的建议。故此,我们对这条例没有任何立场。

香港示威者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媒体化妆师就所谓的“警察暴力”大做文章。《纽约时报》这类报纸大肆渲染“警暴”,简直是虚伪透顶。现实上,香港警察显示出高度的节制,他们主要是包围和驱散示威者,而不是暴力镇压。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费格逊城人民抗议警察种族主义地击毙迈克尔·布朗后,警察迅速到场并展开无情镇压。和这比较,香港的警察简直天渊之别!

香港警察的节制反映了中共官僚阶层的政策。示威的组织者企图推翻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可是北京还是坚持着当年和香港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主人们达成的“一国两制”协议,奋力维持着香港形式上的自治。中共官僚作出的让步非但没有让示威者停下来,反而帮他们壮了胆。

香港资产阶级对这次示威没有一致的看法。黎智英和亲美资产阶级公开支持示威,但首富李嘉诚和其他地产金融大亨最近则呼吁示威降温。他们担心持续的示威会影响生意。另外,一些资产阶级金融分析员指出驻港解放军或驻深圳的人民武警一旦介入,则会导致资本外逃和其他伤害香港经济的事情发生。

大资本家坐拥的香港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领血汗工厂”。上班一族经常一天上班12小时,然而获得的是8小时的工资。在中共首肯下,土地炒卖导致租金暴涨,大量成年人依旧和父母同居以及与多人共用一室。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最昂贵、奢侈品店遍地开花的城市里,五分之一的居民活在贫穷线下。大量内地“新移民”属于人口最受压迫的阶层里,而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家务佣工的遭遇则很犀利地揭示了香港的阶级分野。同时,腐败的中共官僚及其亲属们则利用香港作为存款汇款和购物的基地。

香港的工人理应成为内地强大和富战斗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一个在中国的真正的共产党将会动员工人阶级出于阶级利益而反对反革命示威,同时亦保卫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香港的民众将会大力支持剥夺地产金融霸权、将他们持有的地产物业转化为廉价公共房屋,也会支持将奢侈品店和高级餐厅转化为归劳动人民经营的食堂和合作社。

这些诉求都与中共对香港资产阶级做出的妥协截然不同。中共的这些妥协形成了在香港和国际范围里占少数的声援中国的游行的基础。这些游行与香港资产阶级利益并无冲突。实际上,香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在内地投资获取暴利。中共亦尝试用爱国主义作为号召去平息示威。由于中共官僚是一个脆弱的统治阶层,这些斯大林主义者害怕动员工人最终会威胁他们的统治。故此,他们并不会号召工人阶级做出行动反制是次反革命示威。

对中共来说,维持香港资本主义意味着安抚海外资本家,令他们觉得在内地投资也是安全的。香港依然是中国通往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北京的对港政策也与全面开放中国市场、欢迎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投资内地和经济特区的政策一致。

任何一个被孤立的工人国家都需要寻求海外投资。在革命性的领导下,组织在苏维埃里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这类国家则以农民代表会议辅助之)将以民主的方式主导引入外资的事宜。中国的革命工农政府将会基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去重新磋商外国投资的条纹细节。国内的资产阶级则会被剥夺,而他们的私有财产将会被规划作社会用途。为了保卫和拓展1949年革命的成果,这样一个政权将会加强中央经济规划和重新竖立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

社会将属于哪个阶级?

在香港,最吹捧“民主”反革命的其中一个团体就是伪装为托派的“社会主义行动”。(在最近的工人国际委员会 [Committ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的分裂里,社会主义行动连同美国Socialist Alternative和其他国际支部自称为多数派)。将中国看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行动”印刷了一系列传单,向示威者介绍各种战术,更呼吁“团结中港群众共同反抗中共独裁政权”(chinaworker.info,7月19日)。“社会主义行动”的主要“贡献”就是呼吁组织一场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并试图以此打倒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权。简单来说,“社会主义行动”的纲领就是将工人阶级出卖给他们直接的阶级敌人:香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干爹们。

事实上,这些反革命示威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蔑视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八月五日的“总罢工”以及八月一日的“金融业界集会”主要动员了学生、律师、会计师、老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许多雇主鼓励员工请假一天参与。当天,示威者故意堵塞交通、迫使公共交通停驶和恐吓交通工人。同样,示威者在八月12-13日占领香港国际机场,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过程中不乏袭击机场工人的事件。示威者也砸坏了亲北京的香港工会联会(工联会)的会址。

“社会主义行动”拥抱普选诉求,亦即是打倒亲北京港府的诉求,很清楚地表明了该组织处于反革命阵营。同样反革命的其他人,则要求香港受美国保护或者归还英国统治。英殖时期,香港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住在环境恶劣的破房里,每天干着低薪的粗活。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工会积极份子则遭受系统性的打压。只有在香港快回归中国的时候,英国才给予香港些微的民主权利,目的是为中国工人国家埋下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行动”关于香港和中国的纲领,和它的母体“工人国际委员会”一样肮脏不堪。后者曾奋力支持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的各种运动。1991年八到九月,“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战斗趋势”(Militant tendency)与资本主义复辟分子在莫斯科一同站在叶利钦的一方。相反,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则努力为捍卫苏联工人国家而斗争。我们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单张,呼吁苏联的工人镇压叶利钦领导的、布什白宫支撑着的反革命势力。

香港今天的危机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社会将属于哪个阶级?”帝国主义为了摧毁苏联和中、东欧的畸形官僚国家,一直动用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包括以“民主”反对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的人们,和动员农民、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政治思想落后的工人通过大选试图动摇工人国家的政权。

假如1949年革命被推翻了,等待中国劳动人民的是什么一种下场?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前苏联集团的国家。这些国家里,生活水平大幅降低,而所谓的“民主”则是资产阶级独裁,亦即为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性盖上一层遮羞布。苏联资本主义反革命后的二十五年,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所剩的,资本主义被推翻的国家里规模最庞大的一个。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得逞,将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胜仗,全球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的败仗。

在中国,呼吁资产阶级民主就等于呼吁反革命。我们要的是工人阶级民主,也就是一个由通过选举产生的工农兵苏维埃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会制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政策。在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非工人阶级的阶层,比如农民和香港办公室工人,将会比他们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得到更多控制社会运作的权利。正如列宁解释将俄国工人阶级送上统治地位的1917年十月革命时所言: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天安门的真正遗产

“社会主义行动”和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示威者们虚伪地将“六四事件”的阴霾与这次示威联系起来。“六四”其实是一场集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邓小平中共政权血腥镇压的工人阶级动荡。“社会主义行动”和他们的同路人将八九年的风波呈现为一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群众运动。这不能和真相更远的了!事情的起源是学生们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抗议中共官僚高层的贪污腐败。示威首先吸引到个别的工人,然后更将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工人队伍卷入其中。工人因为中共通过市场改革建设“社会主义”而导致的高通胀和加剧的不平等而发起抗争。虽然有些青年仰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但是示威者中充满了高唱《国际歌》和表达社会主义意识的人们。

示威中出现的各种工人组织展现出工人阶级统治机关的雏形。“工人纠察队”和以工厂为基地的“敢死队”均组织起来保卫学生,并抗衡了邓小平的戒严令。随着政府和警察消失于街头,工人组织逐渐担当维持公众治安的责任。在北京和国内其他范围里,这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进入了那场运动,更标志了这是一场刚抬头的工人阶级政治革命。数个礼拜的瘫痪后,中共政权在六月三四日在北京血腥镇压了这场运动。原因不是官僚害怕学生示威者,而是恐惧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的力量。屠杀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全国各地继续罢工和示威。

工人展示了无比的胆量和斗争的意志,更与视自己为社会主义捍卫者的军人们建立友好关系。七位高级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签了请愿书,反对用来打压民众的戒严令。可是,工人们无法透过自身的的经验意识到通过政治革命推翻畸形官僚统治的必要性。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先锋政党才能赋予工人阶级这样的意识。我们推崇在1989年,以自己的斗争和血肉展示了工人阶级革命潜能的工人英雄们。

“社会主义行动”和他们的同伙糟蹋天安门的历史遗产,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推动资产阶级反革命而服务。革命后的七十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极度落后、被帝国主义列强搜刮、受数十年内战重挫的贫农社会。然而,中国即便在这七十年取得巨大的成就,它和雄霸世界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比较,还是相对落后。中共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妥协的纲领,以及官僚阶层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打压,不断为1949年革命取得的成就埋下危机。

社会主义的建成,亦即一个没有阶级、物质极度丰腴的社会的建成,需要一个国际的计划经济。这个体系将会充分利用并远超当下先进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工人阶级革命,尤其是在美、日、西欧这些帝国主义中心里的工人阶级革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前瞻必须与争取中国工人阶级扫除官僚阶层的斗争连接起来。可是,革命斗争需要革命领导。我们的历史参照,就是领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专注于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挥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