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

译自英文《工人先锋报》第454期(1988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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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末，铁托的南斯拉夫设立企业工人自主管理时，它不仅是作为对斯大林主义的一项根本挑战而提出的，同时也被视为如此。而二十年后匈牙利引入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机制，亦同样被视为是中苏阵营国家里的一个反常现象。但今天，“市场社会主义”却都在邓小平的中国和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出现了。“体制改革(Perestroika)”的主要理论设计师、苏联经济学家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在最近访美期间宣布：“我们将成立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从原料、机床、耐用消费品以至其它一切的市场，去取代目前的集中分配体制。”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非经济政策反复造成的巧合，而是官僚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一种历史趋向。但这种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趋势既非线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东德在1960年代尝试过市场导向的新经济体系，但随后在七十年代初再将经济集中起来。然而如今，东德是东欧主要国家之中唯一保持集中计划和管理的例外。并不偶然地，它同时也是东欧最成功的经济体系。

斯大林主义政权有一个放弃中央计划、倾向具有下列要素的经济结构的内在趋势：产出和价格由各自为政企业间的竞争决定；投资额、管理人员薪金和工人工资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关闭亏本的企业造成失业；取消价格补贴，提高通胀率；尤其在服务行业里，扩大资本主义小企业家的作用；增加同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商业和金融联系，包括鼓励合资。和很多西方评论员和为数不少的糊涂左派所宣称的不一样，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但它们确实起着增强国内支持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势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对苏联工人意味着更苛刻的工作条件。当知识分子在注视着类似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非斯大林化”的新一轮自由化时候，工人阶级看到的却是斯大林时期劳动常规的局部回归。与后斯大林“解冻”时期扩大消费品生产和放松严峻的劳动纪律不同，今天出现的是一个大规模重新引进计件工资、扩大工人和管理技术精英间收入差距的反平等主义运动。但正如《纽约时报》(1988年5月10日)最近关于体制改革对一个黑海港口的影响所报道的，“市场的残酷侵犯了70年的苏联统治给人们对公正和平等的强烈认同。”

因此，苏联工人必然会反抗“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种种后果。尽管我们无法预测其强度、开始的要求或领导，戈尔巴乔夫的俄国清楚地将面临严重的劳工动荡。市场导向的经济措施和政治自由化的爆炸性结合，创造了1920年代以来独立工人运动展露头角的最好机会。在苏联，一个再生的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的中心任务，是把工人阶级的自卫性经济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以驱逐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建立一个以苏维埃民主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并重新把苏维埃俄国建设为世界革命的一座堡垒。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走向市场导向改革的运动证明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早在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持，“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原理》[1847])。实现共产主义至少需要联合几个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力量。一个孤立的社会化政权必将遭受周围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这些压力将扭曲一个局限一国的工人国家、并最终导致它的毁灭。

斯大林主义俄国：从官僚指令主义到体制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艳羡地回忆新经济政策(NEP)、尤其是它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这个政策的主要意识形态辩护者是尼古拉·布哈林，头号执行者则是前者当时的盟友约瑟夫·斯大林。布哈林谈及“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坚称苏联工业生产的扩大应由小农对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所决定。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则坚决主张进行迅速工业化和中央计划的必要。早在1925年，托洛茨基就警告过“如果国家工业的发展比农业缓慢……这一过程会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俄国往何处去？》) 。

正如反对派所预见的，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不断扩大的矛盾，随着停滞的工业无法供应农民的需要，后者急剧地减少交付谷物，使俄国城市面临停顿的威胁，而导致了严重的“剪刀差危机”。为了应付这个局势，斯大林转向实施极左的经济冒进政策：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厉行官僚指令主义和以非常危险的速度进行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他自夸道：

“五年计划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将苏联转变为工业国家，完全地驱逐资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范围和建立在苏联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约·维·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33年1月)

斯大林宣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在国内建立了未来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不仅赶上而且最终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工业建设的巨大历史意义，但同时指出了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局限和矛盾，揭露“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

“苏联官僚的进步作用总是与致力于把资本主义技术的最重要元素引入苏联的时期吻合。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的粗糙工作是在革命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目前为止，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完全没有新的事物。用官僚指令的办法依照现成的西方设计建造庞大的工厂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毫无疑问地，开支将是正常成本的三倍。但离起步点越远，经济就更频繁地遭遇质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官僚层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苏联的产品就像被烙上了漠不关心的灰暗标记。在国有经济下，质量需要属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及批判和争取主动的自由：这些条件都是与充斥着恐惧、谎言和谄媚的极权主义政权不相容的。”[着重标记源自原文]

——《被背叛的革命》(1936)

今天戈尔巴乔夫承认，正是在质量方面，在技术和科学创新上苏联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

“一个曾经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国家开始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除此之外，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科学和科技发展、先进科技的开发和先进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的差距开始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扩大。”

——《体制改革：献给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1987)

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问：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的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经济矛盾，为什么要经过半个世纪才引起注意？答案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俄国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尽管最终被红军粉碎，却对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造成了彻底的破坏。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数以百计的城镇和数以千计的村庄被完全摧毁。在1945年，原纳粹德国占领区的工业产出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三十。因此，1946至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被迫重建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建设。苏联的工业生产直到195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抵抗纳粹入侵重燃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又被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进一步强化，当时美帝的领导们曾恐吓要对俄国动用他们垄断的核武器。因此苏联工农甘愿作出牺牲、接受战后迅速重建经济必须的劳动纪律。甚至在这期间的官僚寄生和腐败，同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的“甜蜜生活”精神相比之下，是比较受到抑制的。

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斯大林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的谴责，尤其在年轻人之间，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更新的期望。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Moscow Does Not Believe In Tears)表达了赫鲁晓夫时代初到达城市成为工厂工人的农民青年的天真却真诚的社会理想主义。这部电影还描述了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的社会失调：自私的个人主义、政治上的玩世不恭和在莫斯科较富裕的城郊住宅区喧哗的街头帮派。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悲叹在他领导的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落：

“公共道德开始腐败；在十月革命的英雄时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伟大卫国战争及战后重建时期里锻炼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伟大团结精神在削弱。酗酒、毒瘾和犯罪在增加；与我们迥异不同的、滋生粗俗和低级趣味并导致意识形态贫乏的那些大众文化典型的渗透在增加。”

——《体制改革》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在堆砌和混淆一些十分不同的社会理想主义。当年缔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工人是充满革命国际主义精神的；他们相信他们在带领全人类奔向社会主义未来。波兰犹太无政府主义者赫什·门德尔(Hersh Mendel)在1917年10月到达莫斯科时，问一群赤卫队队员什么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他们的其中一个回答道：“为了世界人民兄弟般的团结”(见“一个革命犹太工人的回忆录”，《斯巴达克思》第41-42期，1987-1988年冬)。与此相反，斯大林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的突击队队员相信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抗纳粹德国入侵时，苏联工农回应的是斯大林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呼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苏联一切形式的社会理想主义都萎缩了。这对经济深刻的负面影响，可被苏联阵营国家共有的玩世不恭的口头禅生动地概括出来：“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工钱。”戈尔巴乔夫对这个现象的回应是重新引进计件工资和把工薪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克林姆林宫精英的一些分子在这点上甚至想比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譬如，赫鲁晓夫的一个前女婿和体制改革的极端拥护者，经济学者尼古拉·什梅尔雷奥夫 (Nikolai Shmelyov)，就主张只有失业的鞭策才能恢复劳动纪律：

“我相信今天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混乱无序、酗酒和粗制滥造大部分归咎于过度的充分就业。我们必须勇敢地、按部就班地探讨我们从一个较小的产业后备军中会得到什么好处……失业和依靠临时津贴或被强制指派工作的真正威胁是一道治疗懒惰、酗酒和缺乏负责心的非常好的药方。”

——引自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1987)

在这里，什梅尔雷奥夫以他的方式着眼于官僚堕落工人国家的一项基本矛盾上。以充分就业为主要优越性之一的经济计划，只有在工人、技术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支持和认同颁布计划的政府的情况下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当他们和统治寡头集团格格不入的时候，经济计划会不被承认和受到根本破坏。正式的计划指标虽说可能达到，但却是通过劣质和没有用的产品完成的。同样地，原料、能源和其它的投入品会被浪费掉；国有供给和设备会被转移到黑市、从而破坏社会化经济。

因此，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之内，存在着一个以市场机制取代集中计划和管理的内在趋势。由于不能以苏维埃民主(工人委员会)的纪律约束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僚层越来越将以市场竞争的纪律来控制各个经济参与者的办法视为解决经济效率低下的唯一答案。在苏联恢复工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苏联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

毫无疑问，工人民主不是解决苏联或任何地方的经济问题的万灵药。在1930年代初，托洛茨基评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想象它“能够想当然地制定一份——从小麦耕作多少顷到背心上该有多少颗钮扣——无瑕和彻底的经济计划。”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既不会拥有完美无瑕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制定十全十美、巨细无遗计划的能力。因此，托洛茨基写道：“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过渡时期经济的正确方向”(《危险中的苏联经济》[1932年10月])。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关于如何结合中央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适用于一切时空的秘诀。这将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国际形势以及其它无数的变化条件。单凭工人民主和计划并不足够；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明智的政治领导：一个革命的政党，去评定工人国家目前的具体形势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策略。然而，我们可以概述一下计划、市场和工人民主的一般指导方针。

明显地，长期规划只适用于某些经济活动。譬如，建造一座新城市或在西伯利亚开发新油田时，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十年甚至十五年的计划。而建新工厂时，一个五年计划也许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各种工厂的产出组合——生产多少条裙子、多少副炊具等——则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在短期内调整。

长期规划应用于扩充生产能力(如工厂、铁路)和其它主要的建设项目，如住房、学校、医院之上。不同消费品和中介产品的产量应根据供需情况而持续调整。然而，实现这一调整的机制，既不需也不应为在南斯拉夫或匈牙利存在的企业间各自为政的竞争，而应为一种集中市场机制。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在1930年代便为这种机制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

斯大林给中央计划带来了一个恶名。许多人假设中央计划意味着由一小撮官僚或技术官僚操控经济。怎样才能把计划和苏维埃民主结合起来呢？总的来说，社会面临的最根本经济决策是决定总产品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和投资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如机床)的比例。一般而言，总产出中投资的比重越大、投资中生产资料的比例越高，收入的长期增长就越高。

在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G.A. Feldman) 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为基础，发展了一个长期规划的理论模型(这一开创性著作，“关于国家收入增长率的理论”已译成英文，收入尼古拉斯·斯普伯［Nicolas Spulber］编辑的《苏联经济增长策略的基础》一书中 [1964])。在这个模型里，费尔德曼将现在的投资水平、及其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重，和未来的人均收入、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率联系起来。在费尔德曼的研究或类似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制定从将短期消费最大化到将长期收入增长最大化的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计划。这些计划可提交最高苏维埃机关，决定未来经济的轮廓。

当人均收入增长率决定下来后，在参考过去经验、进行调查和咨询各个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便可能预测对大项目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如食物、衣服、家用品、车辆)。生产最后一系列产品所需提高的原料和中介产品(如钢铁、塑料、纺织品)产量则可以通过由瓦西里·列昂节夫(Wassily Leontief) 首先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来预测(列昂节夫移居西方前，在1920年代中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投入产出分析因此应被视为1920年代苏联那场理论上丰富而历史上有预示性的、关于工业化和计划的辩论的一个副产品)。计算机科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大大地增加了投入产出分析的潜在范围和准确性。因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内部连贯、同民主决定的投资消费总增长率一致的投资计划。

如前所述，当前消费品和服务的产出组合应通过一个集中市场机制决定。这会是怎样运作的呢？以服装工业为例，一个集中分配机构将对一定数目的商店和消费合作社的供应负责，它同时会支配不同服装厂的资源。如果某一款式或大小的衬衫短缺，这一机构会指示服装厂增加生产这种产品、减少生产那些供应比较充足的产品。服装厂的供应则由支配不同纺织厂资源的集中分配机构负责。当某种合成纤维短缺时，这个机构便会指示纺织厂增加生产这种纤维、减少供应相对过多的纤维的生产。

只有市场竞争才能调整消费品产量以适应需求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神话。实际上，这个概念一点也不符合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垄断经济的事实。在今日的美国和西欧，计算机库存控制是相当普遍的。在较大的超级市场里，付款处有光电管读取包装上的产品代码，将销售记录下来。这一信息被传送到一个链接工厂和商店的综合分配网络。社会主义经济在调整生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短缺方面，会更有效率。

毫无疑问，调整供求的关键在于相对价格的设定。一条定价二十美元时可以立即售罄的裙子，定价四十美元时可以完全没有市场。那么它的价格该如何决定呢？总的来说，价格应与生产成本成正比，即如果某种款式的裙子的生产成本是另一款式的两倍，那么消费者购买前者时就应付出后者价格的双倍。这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通过补贴或附加税项来调整价格的做法。例如，为鼓励儿童阅读，儿童读物的价格可以低于出版的成本。上述的经济组织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衡和瓶颈现象。但是，可以完全预见不断改变的需求、资源和科技的经济体系是不存在的。人生就是如此。

工人自主管理与社会主义计划的对立

工人管理或监督企业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思想混乱和混淆是非的汪洋大海。工人管理企业也成了那些希望从左翼角度来反对传统斯大林主义官僚指令的人物中的一个常见要求。例如，去年夏天成立于莫斯科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会(Federation of Socialist Clubs) 公布的宣言，在要求“将社会生产资料转移给一个把自主管理企业出租给集体的制度”之外，同时还号召“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国际观点》，1987年11月9日)。不用说，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宣言并没有指出怎么能够把自主管理企业和民主经济计划结合起来。

上一段概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原则决定了工人在生产场所进行监督的性质和局限。工人当然能够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和作出某些其它的管理决定(例如组织业务训练)。总投资的一小部分，比如百分之十，可以交由个体的工人委员会处置，并将它们的决定包括在下一个投资计划中。但让个体的工人委员会决定生产和价格则只能重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单个的工人集体不能对国家预算(即社会总剩余)行使无限的权利，企业委员会也不可以单独决定投资的范围和构成。

我们收到本报读者鲍勃·蒙哥马利(Bob Montgomery)回应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南斯拉夫模式的破产”的一封深思熟虑的来信。他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批判了那种把无产阶级视为一个个工人集体的凑合、在社会主义下将合并成由国家支持的各个生产合作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就是工人自主管理的19世纪版本。

马克思提醒那些市侩的“社会主义者们”，补充和扩大生产资料、老人和失去劳动能力者的给养、学校和医院的开支等所需的资源，都必须从进行个人分配之前的社会总剩余中扣除。他指出，“生产者作为个人被剥夺的将直接或间接地使作为社会成员的他得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工人不是独立的劳动生产者，而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正如这位读者所说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同工团主义里面工人管理“自己的”生产资料、然后和其它工人交换产品的拜物教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许多希望从左翼的角度反对克林姆林宫寡头集团的人物，象社会主义俱乐部联会的主要组织者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认为企业自主管理可以削弱官僚统治阶层权贵的权力，是通往工人民主阻力最小的道路。事实上，企业自主管理可以有效地转移真正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力量。戈尔巴乔夫政权本身就大肆宣传它将允许工人选举管理人员。克林姆林宫的头子们愿意让工人作出一些企业运作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为了增加利润的决定。正如南斯拉夫的经验所证明的，工人管理和“市场社会主义”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尤其加强了世代和民族间的分化。

东西方工人管理的鼓吹者们心目中的经济，是建立在科技停滞的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倾向工团主义的激进分子的观点，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包括保守和倾向改革的)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看法相汇聚。他们都假定同样的工人会在同样的工厂和办公室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工作。与此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里，经济的科技活跃程度，足以迅速地减少机械和简单的劳动，并以创造性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取代之：

“劳动时间的节约意味着自由时间，即容许个人全面地发展的时间的增加，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将作为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之上的最大生产力……自由时间——包含闲暇时间和进行更高尚活动的时间——自然地将拥有它的人转变为另一个人，然后，正是这个不同的人进入生产的直接过程。形成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获得纪律，而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实践、实验的科学、创造物质的和自成客体的知识，而他在自己的头里面就容纳了社会的累积智慧。”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个共产主义未来的构想是以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秩序为先决条件的，这本身就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的生产资源。

为全球社会主义秩序奋斗

如今席卷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造成的直接后果。苏联阵营的经济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英文简称为COMECON，亦作CMEA)的一体化程度低于资本主义西欧的共同市场。经互会国家的贸易仅仅比物物交换进一步而已。譬如，东德从对波兰的贸易盈余得到的信用余额，不可以用来增加它从匈牙利的进口。

作为各国官僚层拒绝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后果，经互会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以世界市场价格(受到时间滞差和特殊情况下谈判的影响)进行的。即使世界市场价格已经被国际卡特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操控)严重地歪曲，经互会还是坚持这个惯例。阿甘别吉扬和其他人最近提出让卢布最终可以自由兑换的方案，只能加剧世界市场波动对经互会国家的破坏作用。

在1970年代初，石油的世界市场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百时，苏联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价格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将石油卖给东欧。结果，东欧官僚不但没有节约反而大肆挥霍了能源。波兰、匈牙利和东德新工厂的设计仿佛是以永远都能得到廉价石油为前提的。然后，在1975至76年期间，苏联将经互会阵营内的石油价格提升了百分之七十，同时减少了对东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便增加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输出，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高昂价格上得利。

在70年代中，东欧国家受到了它们(除了东德)至今还没有从中复元的双重打击。1974至75年的世界资本主义萧条使它们在西欧的出口市场崩溃，同时(大部分从苏联进口的)化石燃料和其它原料的成本飞涨。为维持就业和生活水平，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转向华尔街、伦敦和法兰克福证交所的高利贷求助。在1974年到1980年期间，东欧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增加了五倍，由110亿增至550亿美元。为如期偿还债务，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自1980年以来已施行多个由世界银行家的卡特尔、国际货币基金(IMF)指定的、越来越苛刻的财政紧缩方案。

在波兰，经济危机把国家带到反革命的边缘。强大的天主教会(其成员之一，来自克拉科夫［Krakow］的卡罗尔·沃蒂拉［Karol Wojtyla］，在1979年成为教皇约翰保禄二世)通过所谓的“自由工会”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动员了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在1981年12月，瓦文萨(Lech Walesa)和其他神权民族主义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试图夺权，在最后一刻才被贾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的反政变阻止。但负债累累的波兰经济，因贾鲁泽尔斯基的戈尔巴乔夫式市场导向改革而进一步恶化，再次造成了大规模的工人动荡。“自由世界”帝国主义在格但斯克(Gdansk)的代理人瓦文萨，再次企图利用(幸而并不太成功)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破产。

克林姆林宫的寡头集团要对其东欧附庸的政治和经济破产负最终的责任。毕竟是约·维·斯大林以他统治下俄国的形像创造了今日东欧的一群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而且决定东欧根本的经济秩序的，也是苏联的领导层。在70年代中后期，为减轻俄国的财政负担，勃列日涅夫政权鼓励吉雷克(Gierek)的波兰和卡达尔(Kadar)的匈牙利向西方大量借款。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对东欧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短视。一个美国的苏联阵营经济专家迈克尔·马雷斯(Michael Marrese)在几年前指出：

“……苏联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以多边手段减轻经互会国家的能源和原料短缺的做法。看来苏联打算和各个东欧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根据对方出口产品的吸引程度来调整双方在能源和原料方面长远供应的义务。那些更愿意提供食物、工业消费品或优质精密机械的国家将会更容易地得到苏联的能源和原料供应。”

——《国际组织》，1986年春季号

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逻辑。

经互会以世界市场价格进行贸易的做法是根本不合理的，造成经济不稳和政治分化。它完全没有道理可言。东欧和苏联的相对生产成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不同。那么经互会为什么不将价格和生产成本挂钩呢？因为各国官僚完全不能控制他们的“社会主义”贸易伙伴国内的生产成本。克林姆林宫官僚们做梦也不会想把开发西伯利亚油田的一些控制权交给东德人。反之，东德的大款们也不会允许莫斯科人影响莱比锡和埃尔富特电子机械的成本和国内价格。于是，俄国和东德是以洛克菲勒和西门子定下的条件进行石油和机械贸易的！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地增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苏联阵营的国内外压力。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通过大规模投资项目进行的)，不仅在提高生产力、而且在抵抗帝国主义经济颠覆和战争方面也是绝对必要的。譬如，把从东柏林到新西伯利亚的科技资源集中起来的一次重点研究，有可能在生产廉价合成油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可观地减少东欧各国的进口成本。

在东欧，驱逐篡夺苏联工人政权、背弃列宁主义国际主义的官僚层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在它的旗帜上提出：拒绝偿还欠下西方银行的毁灭性债务。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为不能抵挡无法避免的帝国主义报复行为(例如贸易抵制)，不可能想像到这种措施：事实上，它们已越来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在当地的代理人。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一体化会减少东欧对西方的进口和信贷的依赖，而东柏林、华沙和莫斯科的革命工人政府将有充分的道德权威呼吁西欧和美国工人反对吸血的资本主义银行家们。帝国主义对东欧的经济战争将被转为世界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阶级战争。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主张以半个大陆的社会主义替代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只要华尔街的金融家、德国工业家和日本财阀继续拥有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生产财富，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实现的。只要世界帝国主义还存在，核战末日的阴影始终会徘徊在人类之上。通往和平、物质丰富、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未来的必由之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是通向全球社会主义秩序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