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43期(2000年10月6日)和第745期(2000年11月3日)。
以二月份在东北工业基地辽宁省发生的两万钼矿工人的暴动为例,中国今年出现了工人和农民斗争的日益高涨。这些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官僚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贫困和对公有经济的侵蚀。这一公有经济是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1949年革命建立起来的。
八月,中国东南部江西省抗议重税的两万农民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生了冲突。据报导,这一抗议是由于当地官员禁止发行一本由中国共产党员所写的提倡给农民减税的书而引发的。今年早期,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内部报告估计,1999年在农村有超过两千起暴力抗议,几百万农村人口参加了示威或向北京请愿。
社会的动荡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找到共鸣。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基础而改编的一部关于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年月里的一个苏联钢铁工人的电视连续剧受到中国观众的极大欢迎。今年早期,在北京的一个小剧院里上演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舞台剧,结束时演员领导观众共唱国际主义的工人赞歌“国际歌”。一位观众随后在新毛主义网站“中国与世界”上留言道:
“我们要大声呼喊,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反动分子和那些没有骨头的叛徒们,我们工人才不会失业,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
虽然这些情绪可能通常是以较为沉默的方式存在着,它们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听到,其中也包括在一些中共党员中。一篇《纽约时报》2000年7月2日的文章以“中国老式共产党员与党相左”为题,报导了在辽宁省府沈阳市一位中共退休干部因领导反对当地政府的示威而被逮捕的事情。这篇文章评述道,一场为争取释放这位干部的广受支持的运动“反映了广泛存在的因共产党的腐败和失去理想而对党幻想的破灭,甚至在其基层党员之中。”
今年二月的钼矿工人暴动是由这家国有矿场的关闭或私有化所导致的大规模解雇所引发的。几个月之后的五月,辽宁省辽阳市一家金属合金厂大约三千工人在抗议未发的工资和退休金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七月,近五万矿工、铁路工人和其他人在中国南方的六盘水进行了示威。据报导,示威者在攻击市政府办公厅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并高喊“在中国再来一次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面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随着北京当局追求“市场改革”,向西方、日本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剥削开放门户,他们这样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垫道路。这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下基础──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统治官僚层,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这样的一场政治革命是以无条件保卫计划性公有经济为前提的。这一计划性公有经济是(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
官僚层的社会根源
去年,作为美国金融资本喉舌的《华尔街日报》(1999年11月1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文章。江绵恒以前是中国最大的私有电信公司“中国通网”的主要人物,现任几家私有公司的头子。这篇文章也提及中国总理朱容基之子是一家与华尔街头号投资银行摩根·史坦利合办的合资企业的一个主管。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不言之意是,中国上层领导人的子女们,即所谓的“太子党”,是显赫的企业家,而且甚至是美国金融家的合伙人,那么,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在顺利进行着了。每一天,中国就应当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至于执政党至今仍称其为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做口头服务这一事实,在那篇文章看来,是与当今中国政治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中国今日的政治现实是与那篇文章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要复杂得多,也充满更多矛盾。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同时,一本在北京出版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魏巍撰写的文章“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其中写道: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具有无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它为全人类开辟了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并且展示了人类根绝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实现理想世界的可能。”
魏巍的文章结尾时在政治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
“应深切理解,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论,将是最有力量最有效的武器。”
这一文章并不是发表在由几名老古的毛主义异议分子所办的无名地下刊物上的,而是合法地发表在《中流》,这一创刊于1990年的全国知名和广泛阅读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批准的杂志上。尽管最近有当局对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的打压,《中流》却继续出刊。显然,这一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杂志在高层中有朋友和保护人。这类杂志的存在是中国官僚层内部派系分歧的表面反映。当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国有工厂里和其它企业中被解雇时,这些分歧无疑正在当前大规模工人不满的高涨面前日趋尖锐。
在中共内部的分歧说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道理。从1949年掌握政权起,中共是以苏联官僚政权为模式建立其统治的。苏联官僚层在1924年通过一场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反革命把政权从苏联无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一较有特权的阶层的上升是由于沙皇俄国遗留给苏维埃政权的落后和贫困,以及把社会主义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扩展的失败所造成的。虽然由1917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所有制那时还没有被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否定了曾经激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拥抱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
统治苏联退化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从中国畸形工人国家诞生起就统治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间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一个脆弱的、充满矛盾的阶层,而不是一个拥有财产的阶级。官僚层象寄生虫一样附在无产阶级所有制上,并从其中榨取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所施加的压力的传送带。于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准备,北京当局加剧了私有化和缩减国有企业的速度。同时,当局试图通过“反腐败”运动来平息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甚至处决几个上层官员,并且偶尔逆转其自己的“自由市场”的措施。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不可逆转地要保卫公有制。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一书中写到苏联官僚层的:“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
“市场社会主义”和新毛主义
确实地说,魏巍的文章没有公开斥责江朱政权及其亲资本主义、亲帝国主义的政策,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这是在公开的杂志上所不允许的,公开的杂志必须至少有中国共产党的非官方的批准。但《中流》的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中看出来,当魏巍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来歌颂的同时,他的文章只字未提其继承人邓小平。是邓小平引进了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并邀请西方、日本和在台湾、香港及其它地方的海外华人资本家来大规模地投资。于是这篇文章通过这一显著的遗漏而谴责了邓小平。
魏巍称赞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早期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反对,但他的真正目标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江泽民。至少经过毛泽东年代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六十年代“文革”期间,毛泽东把邓小平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并剥夺了其政治权力达几年之久。
魏巍并不只是一个怀旧的、走老路的毛主义知识分子,那些人的文章对北京的权力政治没有什么影响。《中流》是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保守派的公开喉舌,如前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他担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复辟会造成大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动乱,甚至会再一次导致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征服和瓜分。
许多中国的上层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看到在前苏联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了真正的恐惧。1991-92年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一曾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沿着民族界限而分裂成碎块,工业基础被破坏,军事力量被捣毁,社会持续产生政治动乱。他们看到前苏联被遣散的军官沦落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他们看到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一昔日受人尊重的世界人物,今朝成为一个美国比萨饼公司的公关员!
虽然北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惧怕他们同类在前苏联的不愉快命运,但他们更惧怕中国的工人阶级。这样的恐惧是应该的。示威的钼矿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占领了杨家障子三天,直到被军队镇压。根据中国中部安徽省的一份警方报告,“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怒骂他们,甚至强力扣押他们”,这已成为常见的事情了。中国劳动部报告指出,去年有多于十二万件的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
中国的官僚层本能地明白,只靠警察和军队是不能压制得住这种程度的劳工反抗的。一些部队,主要是由应征入伍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组成,也许会站到反抗的工人一边。所以,官僚层也试图在政治上平息工人们,许诺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江朱集团以中国更大范围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来许诺繁荣。但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市场改革”的灾难,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倡者持有怀疑或完全敌对的态度。
因此,官僚层的另一部分表现出象《中流》所代表的左派面孔。这一新毛主义的杂志提供了一种从左的一面来的改良主义。这一杂志说的是,在中共内部现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果他们取得上风,将会清除猖獗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行为,截制日益增强的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经济实力。他们也许还会重建“铁饭碗”制度(即国有企业中确保的终生就业),回到毛泽东时代据说是更平等的政策。
邓小平曾宣布“致富光荣”。作为对邓的政策所滋长的极度不平等的一种反应,对毛时代的理想化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大众意识中发展起来。在1989年以学生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示威期间,一组由年轻工人组成的队伍是举着有毛泽东的画像的标语牌加入大型示威的。
伦敦《独立报》(1989年5月24日)在当时评论说:“虽然没有人喜欢回到教条式的毛主义,虽然它是被极度浪漫化的,但过去的时代确实为许多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景象:物价稳定,犯罪率底,失业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具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
这种对毛时代的理想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政权远不是平等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毛在1950年代晚期所进行的“大跃进”是一个疯狂的经济冒险,后院炼钢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疯狂。这个“大跃进”以彻底的破产和广泛蔓延的饥荒而告终。始于1960年代中期的具有破坏性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官僚层派系间的大混战,它比由邓政权镇压天安门示威的屠杀所夺去的人命要多得多。
在中国和西方,毛和邓被视为相对立的两极,一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家,另一位是务实的现代派。但实际上,两者都代表了寄生虫式的官僚层的利益。这一官僚层自1949年革命之后就统治着中国,并附在由这一革命所带来的计划的公有经济之上。那场革命粉碎了资本主义统治,从豪取强夺的地主那里夺取了土地,摆脱了帝国主义征服的奴役。计划经济的创立为工人和农民的巨大利益打下了基础。
但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由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所领导的俄国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质的区别。十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把夺取政权视为通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与此相反,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争而取得政权的,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
马克思在其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解释道,在缺乏一个基于最高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造成一般的贫乏,由于贫乏又要开始那争夺必需品的斗争,而一切旧把戏必然复演起来。”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否定马克思,鼓吹一种愚蠢的学说,即只要阻挠住帝国主义的军事介入,社会主义(这一被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低阶段)可以在单一的国家内被建设起来。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与国际性工人革命相对立的观点,表达了官僚阶层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这一官僚阶层在1923-24年间在苏联篡夺了政权,并把共产国际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官僚层与帝国主义追求虚幻的“和平共处”的工具。里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叛徒进行了斗争,试图回到曾激励了十月革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与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相对立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框架下,毛和邓的政权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寻求了不同的政策。虽然如此,他们的政策在一个重要方面几乎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与美帝国主义联盟以反对苏联。所以,今天新毛主义的魏巍写出如下的语句既富有讽刺性又是虚伪的:“发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变质和苏联解体是本世纪的最大悲剧。”魏当然知道,在1960年代晚期,毛泽东把苏联标志为一个对中国来说甚至比美国更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强权。当时,世界各地的新左派激进分子们欢呼毛泽东的中国,把它视为一个代替缺乏生气的克里姆林宫的革命选择。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把毛主义称为“枪口下的赫鲁晓夫主义”。我们坚持认为,因为毛政权对苏联的敌视,“一个中国与帝国主义联盟来反对俄国人的危险是不能被忽略的”(“中国孟什维克”,《斯巴达克思》,英文版, 第15-16期,1970年4-5月)。正当美国战机在越南狂轰烂炸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了北京并与主席拥抱,确立了这一联盟。
同美国的联盟在邓小平的时代得以持续并深化。1979年,在华盛顿的赞成和鼓励下,邓命令人民解放军入侵越南这一苏联在东亚的主要盟友。越南人民有效地进行了抵抗,给解放军造成了两万左右的伤亡。解放军撤回境内。在1980年代冷战的最后几年中,中国支持和鼓励了美帝国主义以销弱苏联,例如,援助由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残酷的“圣战者”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由此帮助了摧毁苏联的反革命运动。所以,新毛主义者魏巍现在悲叹苏联的被摧毁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这是非常虚伪的。
中国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必须被赢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上: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毛主义,即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才真正代表着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坚持无条件地军事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以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内部的反革命。我们保卫中国反对阶级敌人并不以事先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先决条件,也不基于军事冲突的具体情况和直接起因。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的寄生虫式的官僚层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被驱逐。急迫必需的是在中国铸造一个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去领导富有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在中国没有一条局限于本国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取得当今集中于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资源来为中国所有居民的良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性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打下基础。
莫利斯·迈斯纳和新毛主义的唯心主义
迄今为止,江政权有效地压制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甚至包括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一个象魏巍那样的新毛主义者,只有以高度戒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才能发表文章。因为在中国不存在公开的政治辩论,所以从新毛主义角度对今日中国最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却是出于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迈斯纳的《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探究,1978-1994》(1996年)。
魏巍不能公开攻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袖,而迈斯纳却没有这种束缚。他谴责邓小平“对所有准社会主义的机构和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价值不加区别地废除”。他随后写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掩盖下运作的残暴的资本主义正带来巨大的社会转变和动荡──大规模的无产化,加剧方式的剥削,更大程度的异化,贫富之间的鸿沟,以及城镇与乡村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差别。”
魏巍在他的文章中赞同地引用了迈斯纳的著作,特别是迈斯纳对毛的观点和毛时代的中国的赞许态度。虽然如此,他们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象如上引文所展示出来的,迈斯纳声称资本主义(他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在邓的年代已在中国复辟了。虽然他承认,“显著缺乏的是一个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而魏巍认为,中国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威胁,它仍然是“社会主义”。
这一区别反映出了远比这两个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东西。因为魏巍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角色,他试图吸引那些正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果进行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知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他们许多人的赤贫。
随着杨家障子的国有钼矿在今年二月大部分关闭并把其余的部分出卖给管理干部的亲友,一个工人说道:“我们矿工自从革命之后就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工作。现在我的那份矿山成为私有的了。”他表达了许多中国工人的态度。他们明白,国有财产属于工人阶级。如果象迈斯纳所声称的,中国的国有财产归官僚们所有的话,工人们为什么会抗议矿山作为私有财产被接管呢?
虽然如此,迈斯纳的著作应被认真对待。因为从左翼反对或批评今日政权的中国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本著作自称是一个从“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中国自1949年革命到邓政权最后时期的理论分析。
现年届六旬的迈斯纳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一个潮流的代表,这些知识分子(如保罗·司维兹和查里斯·本特汉姆)支持并公开宣传毛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唯心主义批判。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总是包括一个很大的技术动力主义的成分,即一种认为落后的俄国通过其计划经济能够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信念。斯大林在他的《列宁主义的问题》(1933年)中断言:“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里弥补上这一落后。”
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要比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从质上讲经济落后许多。中国和美国经济之间的生产能力差距之巨大以至无法想象在任何政治上有意义的时期内摆平。“社会主义”于是被重新定义为在地球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中国是可以很快实现的。集中反映其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在1960年说,“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以极端的主观主义为特点的,包括相信社会主义关系可以通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取得。司维兹、迈斯纳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在意识形态上的故作姿态信以为真,以为这是努力要创造一个人人为集体利益而舍弃个人占有欲的平等主义的、不分等级的社会。司维兹在70年代中期写道:“只有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革命条件最有利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可以最终被清洗掉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经济论的污点。”(《每月评论》,1975年1月)。 或者如迈斯纳在其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书中写道:“毛不仅认为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而且他相信落后为社会进步和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迈斯纳在重要方面比毛泽东还毛泽东主义。实际上,他一贯而且经常严厉地批评主席不去亲身实践他自己所教导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关联的美国学者,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把那些观点推至其逻辑上的结论。隐含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中的是一个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甚至可能性的观点。假装宣称继承列宁的衣钵,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能够公开这样说,但迈斯纳却能够而且就是这样说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物质前提条件是具备的,而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被关闭。至今为止,现代历史经验还没有产生多少证据来支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的和必然的历史结局而城市工人是现代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信仰。”
换言之,如果中国要取得社会主义(不管如何定义),它只能独自去做,将不会从北美、西欧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那里得到任何物质援助。而这些国家是注定永远保持资本主义的。
这一观点曾在北美和西欧的“新左派”中相当普遍,他们把自己仅仅看成是“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辅助。实际上,即使是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会必然导致革命性危机的观点也被1968年5至6月间的法国全国总罢工和其他一些革命性形势所活生生地证明了。
远比毛泽东更加绝对,迈斯纳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平等主义和社区价值观,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最大程度上对生产和生产力的加强。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当成几乎是一种鼓舞起人类兄弟之情的宗教信仰来看待。所以,他谴责邓政权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度的精神贫乏”。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他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的评论:“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
另一方面,迈斯纳不仅争辩说资本主义在邓小平之下被复辟,而且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那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迈斯纳的主张相近于《华尔街日报》的观点:“中国准资本主义政权所做的”,他写道,“正如资本主义普遍适于做的,是巨大地提高了生产和生产率。”
即使是在那些怀有左翼同情心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虽然很多不象迈斯纳那样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但不少人会认同迈斯纳的主张,认为在最大限度地扩大经济生产和技术进步同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对立。这样的知识分子因而会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感到矛盾。他们相信加剧的外国竞争会迫使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效率,而增加的外国投资会随之带来新的和更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他们认识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千百万的工人会被抛弃到街头,其中许多会被迫成为乞丐,他们的女儿要靠卖淫求生。
这种认为在经济成长和社会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冲突或起码要有舍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由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之下,一个集中计划和管理的集体经济会使经济增长最优化并消灭在今天中国如此显著的贫富分化。高层官僚及其“太子党”们所享受的西方式豪华奢侈是纯粹的寄生主义,它与经济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毫无关系。
我们反对世贸组织对中国的插手不是因为我们偏爱经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毛主义的教条──而是因为世贸组织的干涉将会进一步削弱集体经济。作为计划的、社会化经济的有机部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能够且应该被运作起来以完全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促进高度的进口和出口。这样的政策完全不必为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肆意竞争敞开中国的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国家
对迈斯纳来说,只有两个类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类别应当可以描述现代世界所有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他赋予“社会主义”一词两个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意思。大多数时候,他把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的共产主义,准确地被迈斯纳描述为“经济上富足的状态,以使人们得以从劳动分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允许工作日的缩短,并由此产生空余时间以造就新的‘全面'的人,自由地、合作地、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真正的人的潜力。”
但他同时又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一种极有限制和有条件的意义上描述为“社会主义”:
“在如此原始的农村所发生的革命过程中,价值和机构被铸造着,虽然以一种基本和萌芽的形式,这一发展仍然指弃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认为的一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如果说中国几乎是完全缺少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这种状况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们的社会主义远见和意志。”
既然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条件,一旦共产主义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远见和意志”,中国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这就是迈斯纳论点的症结。
迈斯纳通过省略和断章取意来歪曲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马克思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蒙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工人国家)这个词语以及更为重要的它所内涵的概念,在迈斯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析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核心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动态。列宁在其大量吸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后所写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国家(经济贫乏还普遍存在)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的理解,直逼迈斯纳关于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并且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也以初级形式存在的论点。迈斯纳写道:
“邓小平政权从它的毛主义前任继承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必需(但不充份的)特征。其中包括一个相对来说发展良好的现代工业和技术基础;一种把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经济发展的混合模式;正式地存在于城市中的、以伪装的方式存在于乡村里的雇佣劳动的统治地位;以及一个资本积累的有效系统──通过国家提取剩余价值,尤其是从乡村里。”
他接着争论说,邓小平政权向经济里引入了某些特征,由此导致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这已经通过把相当部分的农民无产化和在城市里‘打碎铁饭碗'而基本实现了。”
工资差别和劳动力市场是而且将是任何一个和每一个工人国家的重要特征,即使是在最完美的工人民主之下的最先进的工业国。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解释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刮。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
在经济贫乏状态之下,除了这样一种工资系统之外唯一的选择是劳动军事化,即政府分配并强制人们去做各种工作。在毛政权下,正如迈斯纳所指出的,农民们大多被禁止移居城市,而周期性的下乡运动把上百万城市青年强行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看来迈斯纳更加偏爱这种政策,而不是由邓政权引入的对劳动力市场的更大利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个人自由。
当然,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会带来与中国现存的工资制度十分不同的一种工资制度,但仍然会有不同水平的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有些工作会比其他的更困难、更烦人、更危险。如果在办公室里做文书工作可以得到同样的工资,有多少人愿意在煤矿或者钢铁厂里工作呢?类似的因素也在吸引工人提高工作技能上起作用。如果不是在物质上有所奖励,有多少人愿意把那几小时空余时间用来上课和学习技术手册而不是去与亲友欢聚呢?只有当劳动仅系去不足道的一点时间和精力时──这只有在完全的共产主义下才会实现──个人才会把劳动自愿地贡献给社会集体。
以上所引的迈斯纳书中的章节显示,他认为在毛和邓统治之下的中国经济是以“资本积累“和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提取“剩余价值”为特点的。他在这里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剩余价值等同于直接生产者消费之余的经济盈余。这对于一个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尽管是一个非正统并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基本的错误。马克思清楚地写道: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资本论》第三卷
把经济盈余的很大部分用来投资以扩展生产资料对任何一个工人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所提出的说法,即“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如果没有把很大一部分经济盈余投资以更新和扩展生产资料,就不会有新技术的引进,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工作日和工作周的缩短。简而言之,就没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些反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左派认为在邓小平统治下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他们会指出近年来与国有工业相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相对增长。这掩盖了中国经济依然是国有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是在集体化解体后的农村,土地依然是国家所有而农产品的购销由国家控制。说到底,声称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是找借口拒绝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来反对十分真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威胁。
中国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要那发生,就不得不有一场反革命来砸碎畸形工人国家,并且安置一个致力于保卫资本主义财产形式的新的国家政权。但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到目前也不可能是。中国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即在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寄生的官僚层所统治的、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中国是被抛回到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最终来看,这并不只是依赖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尽管这些发展是极端重要的),而更是依赖于国际领域上阶级斗争的未来进程。
在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胜利的国际背景为假设的。然而,苏维埃俄国和人民中国从诞生起就不得不与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生死搏斗。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对1949年后的中国(象对苏联那样),从最高级别的官员到最偏远的农村,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把中国和由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国对它发动的冷战分离开来,是无法明白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的。
然而,毛主义者莫利斯·迈斯纳却把中国写得象是在离美帝国主义国家几个光年以外的一个遥远星球上似的。在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后来又再一次于1958年的台湾海峡(金门和马祖)危机中,美国曾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要把中国化为放射性废墟的威胁,对于迈斯纳来说,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以至在他长达500多页的《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探究,1978-1994》一书中竟只字未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页又一页的对毛和邓的变化莫测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深究细研。对于迈斯纳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概念、态度和偏见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落后的经济以及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官僚层的反革命的“一国社会主义”教条的错误领导,世界资本主义对于1949年后中国的压力变得更为加重。一场驱逐北京官僚层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设立一个坚定地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政权,为从印度尼西亚到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动力。
为了理论上的清晰性和普遍性,让我们设想如下的历史境况。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日本爆发。一个计划性的、社会化的经济就这样在一个以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并由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之下,在一个主要的工业国建立起来。而且,日本的革命促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朝鲜半岛的革命统一以及在越南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先进工业国(日本)为中心,并由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的东亚工人国家的联盟。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此时美国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和政治强权。这样,在东亚共产主义联盟和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就会发生一场新的冷战。东亚工人国家不得不完全动员它们的人员和经济资源,以在这场全球冲突中取胜。日本生产盈余的一大部分会被用来增加和提高其军事工业能力;另一大部分会被用来作为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经济援助。东亚共产主义联盟各国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日的缩减会被全球冷战所必需的巨大开销所限制。显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将不会在中国或日本存在。
总之,任何工人国家──不管在经济上是先进还是落后──都不可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除非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并最终在美国)的胜利之上。只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在华尔街银行和五百富豪公司的统治下,人类就一直会被原子大屠杀所威胁。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化: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
正如迈斯纳通过省略和断章取意来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他也同样篡改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转化的观点。他在其书之首就一口咬定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先进工业国家内建立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会大致均匀地在世界范围内延伸,但他们随后鉴于历史经验而放弃了这一观点。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亚、非、美洲本地人民所犯下的极大罪恶并不是视而不见或是无动于衷的。然而他们起初把这些罪恶看作是使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代价。在其1853年所著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写道: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这一预测并没有被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实。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向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引进了一些现代工业的技术成分(如铁路),然而资本帝国主义的总体效果是阻止那些落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于是,英国殖民统治故意地保存和利用了传统的反动机制,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落制。
不仅如此,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引进的经济发展带有畸形的性质。这样,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仅仅是连接港口和内陆以方便与帝国主义都市间的贸易。这些铁路并没有把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区域连接起来。与此相反,美国在同期的铁路修建则是美利坚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整合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十九世纪的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殖民地独立的倡导者,并且认识到亚、非、拉的现代化只能在世界社会主义秩序的背景下实现。恩格斯于1882年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
“印度也许,的确很可能,进行一场革命,而在自我解放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任何殖民战争,必须让其自行发展……同样的情形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发生,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而且对我们自然是最好不过……一旦欧洲被重新组织,加上北美洲,那将会提供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和这样一个榜样,以至那些半文明的国家会自己跟过来:经济需要,如果不算其他的话,会保证这一点。但是至于这些国家在这之后将必须经过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组织,我想我们今天只能提出一些相当空洞的假设罢了。”
马克思当时还在世,并且与恩格斯有密切合作。所以这一观点代表了他们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转变的最终和成熟的判断。与迈斯纳所说的相反,马克思没有坚持认为落后国家不得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模仿西欧和美国的经验。
在1880年代,在现代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假设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而更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转变会在随后逐渐发生。然而,帝国主义的称霸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强化了在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秩序,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通过用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污染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如列宁在其1916年的手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出的,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榨取的超级利润使得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有动摇落后国家中传统社会秩序的倾向,产生里昂·托洛茨基称之为“结合和不平衡的发展”的矛盾。一个初具规模的无产阶级,使用现代技术,从仍然遭受着封建制度演变而来的和其它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所压迫的贫困农民大众中成长出来,并与后者共存。反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日常斗争与民族独立的斗争有机地交错起来,前者并被后者所强化。
认识到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矛盾,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向那时一直被接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从先进到落后国家的这一先后顺序提出了挑战。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在与封建制度演变来的剥削和与外国帝国主义称霸的斗争中,有在西欧和北美工人之前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这些革命会严重地削弱帝国主义中心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同时有力促进先进国家工人的革命觉悟。
吸取首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同盟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的开端特别针对沙皇统治的俄国的发展提出了不断革命这一概念,并被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史实所证明。在192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扩展到现在所称之为的“第三世界”。托洛茨基认识到,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可能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里开始,但是只可能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从民族舞台上拉开序幕,在国际间的舞台上发展,在全世界的大舞台上完成。这样,从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成为一场不断革命,只要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不能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民主革命因而已取得政权的国家里,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最终不仅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不断革命论》(1929年)
中国和不断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一战也把中国转变成了一个结合和不平衡发展的经典例子。这场战争切断了来自西欧列强的消费品和资本供应,给了当地资本主义工业一个有力的促进。中国和日本拥有的企业都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供应巨大的国内市场。到1919年,中国有了一百五十万工人,其中大多数刚刚被城市化并与乡村保持着很强的联系。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的无产阶级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左派。他们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和经济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成立之后的五年内,已经从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成长为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但到那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落到斯大林官僚层的控制之下。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下的共产国际重新复活了孟什维克的“两阶段革命”的提法,因而坚持认为,在半殖民地中国来临的革命将是局限于把民族资产阶级送上台的“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不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屡次的反对,指令中国共产党人分散进入到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去。这一阶级合作的战略导致了中国1925-1927年革命的血腥失败。
当蒋介石的军队在1927年初接近上海时,五十多万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并转成为起义。但是,上海的工人们由于斯大林的背叛政策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被解除了武装。进城不久,蒋发动了一场斩去了中国工人阶级头颅的血腥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被屠杀。
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布哈林的灾难性政策进行了斗争。相当重要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包括陈独秀和象彭述之那样的年轻领导人这时追随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但是当无产阶级被打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很快就被毛泽东掌握,完全放弃了城市,而选择了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由此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转变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托洛茨基在1932年的文件“中国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中评论此事时写道:
“倘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内,集中它的力量在城市中,在工业里,在铁路上;倘若它维持工会,教育团体与俱乐部;倘若它没有从工人那里分离开,并且教他们知道乡村里发生些什么事──那么在一般的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部分的力量,到今日是会不可比拟地更加良好些。
“但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这里,分析到最后,它是伤害了农民,因为,倘若无产阶级仍继续留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那么农民战争即使完全胜利了,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条死胡同里去。”
重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肩上。但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日本占领对他们的镇压是十分猛烈有效的,他们因而没有得以成功。即使是最基本的工人斗争也被镇压了。不仅如此,1930年代的国际大萧条急剧压缩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导致了产业劳动力的缩减。日本的入侵和占领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工业。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面临的问题,除了严酷镇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工人阶级可以去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再象1920年代时那样是政权的竞争者了(见“中国托落茨基主义的起源”,《斯巴达克思》,中文版,2000年8月)。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体,为毛泽东的农民游击队打开了胜利的大门。虽然毛泽东原先号召以“新民主主义”的公式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革命本身就是对“两阶段革命”的驳斥,因为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不是资产阶级“新民主”,而是一个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迈斯纳在错误地把斯大林的立场化归给列宁的同时,也把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政治说成是毛泽东的创新。“新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导致中国共产党瓦解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阶级合作的斯大林主义纲领的别名罢了。
魏巍,苏联斯大林主义与毛主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直接涉及到迈斯纳书中的一个中心题目,那就是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和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但是,他在这本冗长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同情左派的美国学者,迈斯纳当然知道托洛茨基的观点。实际上,在他早期所写的《毛的中国: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77年)一书中,迈斯纳不但正确地概括了托洛茨基的理论,而且还花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断革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含义。毛泽东把“不断革命”变成了一个造成疯狂经济冒险主义(如大跃进)和官僚层内部派系斗争(如文化大革命)的便方。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政权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层,都斥责对方为“托派异端”。可见,迈斯纳没有在最近这本书中提到托洛茨基的理论,是一种有意的学术上之不诚实。
同样地,由新毛主义的魏巍发表在《中流》杂志上的长文“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篇以苏维埃俄国和1949年后中国为焦点的对20世纪历史的论辩性总述,也没有提到托洛茨基。魏称列宁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去主张胜利的工人革命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落后的国家发生。实际上,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们相信俄国革命本身只能带来一种激进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列宁称它为“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尽管如此,列宁的观点和那些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即将来临的“民主革命”必然把政权交给俄国资产阶级,而且争辩说工人政党的作用是成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政权竞争者。
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才开始懂得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可以让工人阶级直接获得政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同一时期,托洛茨基也转变到列宁关于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党的观点上来。在这一统一的基础上,托洛茨基于191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而使他与列宁一起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魏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及苏联的认识,不仅明显是不全面的,而且也被他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观念所深深扭曲。于是他把“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归于列宁,并宣称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主张“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权,可以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在过渡时期中克服本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实际上,列宁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上并不亚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年之后,列宁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同志们,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外交和国际关系一直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并不只是因为从现在开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帝国主义紧紧地联接起来成为一个体系,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成为一个肮脏、血腥的庞然大物;而且也因为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胜利要求至少几个先进国家(俄国不在其中)的最积极的合作。因此,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在其它国家里扩展革命的成功程度。”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1918年11月)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到1924年初政治反革命胜利之前的唯一观点。1924年后期,斯大林改变了他自己早期关于只有在几个先进国家都出现无产阶级政权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声明,并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这一教条符合了官僚层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斯大林正是这一官僚层的主要代言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推销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
有趣的是,尽管魏巍歌颂毛主义,他的意识形态其实更接近于苏联斯大林主义。这点在他对苏联的看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直到苏联在1991-92年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所摧毁,魏巍把它形容为一直是一个“共产主义壁垒”,这种观点和正统的毛主义大相径庭。
毛泽东坚持认为,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所实行的“修正主义”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他这里具体指的是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罪行和随后对毛泽东进行的谴责,以及50年代末苏联对中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停止。60年代末,毛泽东进一步把苏联称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来说比美帝国主义更加危险。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是为始于70年代初的中美可耻联盟以反对苏联作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尽管毛主义者们谴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反修正主义”的国际。并不逊色于莫斯科的“一国社会主义”,北京的“一国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出卖国外革命的机会。人们可以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看到这种政策的后果。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把它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基层服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苏加诺政权。这样印度尼西亚斯大林主义者在军事上及政治上解除了工人们的武装。这使工农民众在面对由苏哈托将军发动的、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支持下的反共产主义军事政变时,毫无抵抗,结果数十万人被屠杀(见“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教训”,《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55期,1999年秋)。
魏巍争论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仅仅开始了某些政治变化,而这些发展变化在三十年后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他其实在对毛泽东关于苏联“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修正:
“尽管赫鲁晓夫表面上还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但实际执行的却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以及一系列修正主义的政策。毛泽东说,量变就包括着部分质变。于是由量变而质变,终于在三十年后由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戈尔巴乔夫等人来完成了这场剧变,使希特勒的数百万大军没有攻破的共产主义壁垒在一夜之间崩塌了。”
显然,我们不知道魏巍是在有意识地篡改毛泽东的观点,还是真正地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不管如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但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中国左派学者在苏联的国家阶级性质这点上会不同于毛泽东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政治重要性。答案的关键,并不在于俄国原来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当今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了更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比较一下魏巍和迈斯纳的观点。迈斯纳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痛斥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为“官僚阶级”,说这些人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一来,迈斯纳用毛泽东的权威去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即在邓小平──这一文革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
可是今天,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强大的势力──西方及日本的投资者、海外华人资产阶级、高层官员和他们的“太子党”、富农、小的和并不很小的企业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他们真正在推动复辟资本主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们想要捍卫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们正在抵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与之相伴而来的对“铁饭碗”的打击。所以阶级斗争的现实迫使象魏巍那样的左派学者抛弃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唯心观点和把苏联说成是“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
虽然魏巍对于苏联的观点远没有毛泽东的反动,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在根本程度上被他所坚持的“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所扭曲。他同样也借用主观的唯心主义去解释(虽然不是定义)东欧及前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没有提供原因,只是说在1980年代中期,比赫鲁晓夫还要“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接任了苏联政府及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职位。魏巍强调,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共产主义怀疑的”。好像一个人的认识观点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原因似的。
苏联被反革命所摧毁,这一国际无产阶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挫败,是不能被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意识态度所解释的。只有考虑到苏联作为一个官僚式退化的工人国家在世界帝国主义持续和全面的压力之下,其社会内部所产生的深入的社会及经济矛盾,才能够解释苏联被摧毁的原因。
“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幻想
与“文化大革命”的毛主义形成鲜明对比,魏巍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点很大一部分在于苏联经济在斯大林时期和紧接其后的后斯大林时期(还有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内所表现的优越性。他写道:“苏联在1928-1958年期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他然后又指出,这一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一时期内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类似时期中所经验过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在魏巍眼里,苏联在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在当时也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在1960年,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不仅将在二十年内在经济生产力上超过美国,而且能够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虽然后一个主张明显是空想,但前一个却仅仅是依照50年代时期苏联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所进行的20年预测。可是随着增长率急剧和持续地下滑,苏联经济在70年代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劲头。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托洛茨基在一本关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就预料到了以后苏联经济会出现衰退并解释了它的根本原因。他说在早期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罕见的高工业增长率是建立在模仿西方已造工厂和利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这样的增长率在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中是不能保持的:
“苏联官僚层的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此时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的元素输入于苏联。借用、模仿、移植和接种等的初步工作,是在革命所打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此,在此时期是谈不到技术、科学或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通过官僚指令,固然可以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进入品质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层所能操纵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有一种民主,要求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畏惧、扯谎和谄谀的集权政治不能相容的。”
这些矛盾在70年代显示了出来。当时用旧方法所产生的工业生产力及生产量的数量扩张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限制。苏联经济从那时起被迫从外向增长改为密集增长。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宣布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引进新的更高级的科学技术及相应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增加劳动生产力还需要在管理效率上有质的提高。但是日益腐败、政治欺骗和自私自利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根本不可能完成对苏联经济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改造。
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谴责勃列日涅夫政府的最后几年为“停滞的年代”。他提出只有市场“改革”(称为“重组”)才能使苏联有一个“密集式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促使“她带着尊严作为一个伟大繁荣的国家进入新千年”(摘自安德尔斯·亚斯伦德所著的《俄国怎样变成市场经济》,1995年)。我们在那时写道:
“在斯大林主义的框架下,有一个用经济分散来代替工人民主的内在趋势。既然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没有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制约,官僚层中的一部分认为让他们受到市场的制约才是结束苏联严重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
─“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在往哪里走？”《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41-42期,1987-1988年冬季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造成了经济混乱并且极大助长了苏联内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力量。几年后,这些势力在西方──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帮助下,在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和继承人叶利钦的领导下,最终得呈。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济领域
虽然存在官僚寄生和管理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证实了一个有计划的集体经济比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但是它也证实了一个经济落后的工人国家不可能赶上,更谈不上超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与印度从英国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基本几乎同时发生。这个南亚国家──除中国之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尼赫鲁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所统治。当时尼赫鲁和他的同 从英国殖民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要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1949年所遭遇到的要有利(或者说没有那么不利)。中国经济──包括农业及工业──在当时已经被几十年的战争和内战所破坏。
可是仅仅经过20年,中国在所有重要的经济及社会进步指标上都已超过了印度。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中,在1977年中国虽然耕地面积比印度要少15%,但是人均粮食产量还是要比印度多上30%至40%,况且粮食的分配在中国要均匀得多。8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高20%。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印度的70%;同时出生估计寿命中国为67岁,相比之下印度只有55岁。在中国有44%的学龄人口进入中学学习,而印度只有30%。
可是,当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或者甚至苏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庄稼产量为1000公斤,而在苏联为10000公斤,在美国为95000公斤。中国发电量为2570亿度,相比之下美国为22000亿度。因为在那时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三倍,所以与美国人均产量的差别其实是总产量差距的三倍以上。
正是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和官僚统治者的“强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促使了邓小平和他的同 们走上了市场“改革”的道路。新毛主义宣传者魏巍根本不可能解释邓小平这些政策背后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在为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辩护时,他写道:“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确实,有很多西方理论家及邓小平政府的宣传家们故意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轻描淡写。可是,魏巍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在那段时期的矛盾和极度不平衡。
到1952年时,大部分中国工业部门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这就为以早期苏联五年计划为模式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提供了基础。单从经济上分析,这是毛泽东时代里最成功的一段时期。工业产量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五年内中国工业生产力翻了一倍多。但正是这种快速增长暴露出了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所面对的主要的经济上的两难困境。农业产量并不是和工业一样快速地增长。城市无产阶级的继续快速增长将有加重食品短缺和提高生活费用的危险。
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本身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毛泽东及其同事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同美国和苏联有同等地位的世界超级大国,这样五年计划的结果就远远不能使他们满意了。50年代末,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一个以“后院炼钢炉”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村工业化的冒险经济方案。需要指出的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实务”派早期是支持大跃进的。他们在后来才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强烈批评。“大跃进”导致了中国经济在一场农村大饥荒中崩溃,这严重地打击了毛泽东在中级和上级官僚层中以往那种不可挑战的权威。这一形势也是1960年代中爆发的那场暴力派系斗争(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背后的原因,毛泽东试图在其中重新夺取无尚的指挥权。
对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兴亡,还包括在毛泽东死后短暂地统治过中国的毛泽东遗孀江青。相对来说在同一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得到充份的讨论。但是只有通过份析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才能理解毛泽东的继承人们为什么在最后求助于市场“改革”。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恰好是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包括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工业增长,虽然比起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罕见的高增长率有所下降,可还是维持在每年9.5%的速度。可是,农业产量却只是勉强地与人口增长持平。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人均谷物产量为312公斤,仅比18年前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产量高出一点点。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作物棉花的人均产量在几乎2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增长。
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工业和农业增长不平衡现象。但与即使是30年代的苏联相比,在中国农村维持生活的余地要在质上狭小得多──要小一个数量级。就像我们在本文前面指出的,当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平均每个农业工人的庄稼产量是中国的十倍!低级的农业生产力是中国进行快速与广泛工业化的最根本障碍。
邓政权进行的第一个主要经济“改革”就是废除农业集体制。它的目的在于利用农民家庭的系有欲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一开始,这个新的“家庭责任制”的确使农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农业用具及化学肥料生产的增加也对此起了促进作用。
从长远来看,农业集体制度的废除产生了一个剥削其他贫困农民的富农阶级。在同一时期,一部分城市工业经济产业也对西方及日本投资者,还有在香港、台湾和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开放。在今天,1949年中国革命的社会果实已经受到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威胁。
中国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由于其集体化经济的保护,幸免了亚洲经济萧条的重击,而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和其它国家的民众却在忍受着这场萧条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饥饿,这为资本主义复辟会给中国工人和农民带来什么描绘了一副图画。北京官僚层继续追求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例如“经济特区”),削弱集体经济,并愚蠢地以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会无限制地扩展。
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正把中国带向一场将会决定中国及更大范围之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命运的危机。正如我们几年前在“临界线上的中国”(《斯巴达克思》,中文版,1999年冬)一文中写道的:
“那些妄想成为中国未来剥削者的人的目的主要是保证财产买卖和继承的权利。只有通过以某种途径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原则的国家机器,这一目的才能被实现。唯一的一个能够阻止这一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力量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今日的中国需要政治革命的纲领,以使工人和广大贫苦的农民大众在迫近的阶级战斗中取得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在于建立一个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政党。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目标;这正是陈独秀领导下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目标;这也正是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而进行斗争的目标。一个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会把与腐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同富于战斗性的印度尼西亚和南朝鲜工人反抗其资本主义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且同在象日本、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和被压迫的少数族群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那些国家去,才能彻底消灭重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威胁并为中国在社会主义亚洲的发展打下基础。